別，但以有關地方當局出面並以其地的關稅收入作為擔保，開始形成國债的雛形。
人民大起義行將被清政府鎮壓下去而尚未全被鎮壓時，國家東南海域，屢遭外來勢力的騷擾。1872年，西班牙以菲律賓群島為基地，揚言進攻台灣；l874、1875兩年，日本發動了一次，也是第一次武力侵華進犯台灣的行動。接着，在西北新疆，中亞浩罕部落人阿古柏在當地農民起義的動亂中入侵新疆，建立所謂汗國。清政府面對如此局勢，為整備東南海防，舉借外債以濟急需，如1874年沈葆楨以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大臣的職銜，奏准向英籍汇豐銀行舉借《福建台防借款》一筆。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奉命『西征』，即『瀝陳』陝甘餉需『艱窘』，各省協解恐不能[如期]，要求援例由關督出印票，督撫加印，向洋商借银充餉成案』，籌借鉅款，『以期集事』。清廷完全同意：『自應照准該大臣所請』，『妥速辦理，以利大局』。③左宗棠即據此在1867-1881年間責成在上海辦理後勤的委員胡光墉，與設於當地的英商怡和洋行、麗如銀行和匯豐銀行，作成以《西征借款》為名的六筆總額為庫平銀1595萬兩的借款。接着，法國侵入越南，並進逼我國國境，清政府為在沿海備防並自衛還擊，需添置船艇軍火及餉需，向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等機構舉借了名為《滇桂借款》、《援台規越借款》、《福建海防借款》、《廣東海防借款》等多筆借款。
上述借款需加強調的有兩點：一、《西征借款》是清廷明令准借的，意味着清政府把外債作為『調劑周轉之款』，開始定作一項政策；《福建台防借款》不再像截至當年所有貸款由貸方本身提供，而是在倫敦金融市场向公衆發行中國債券募集，這是中國政府公債在國外金融市場募集債項的首次，同時，意味着我國的外債開始具有近代的性質。
二、《西征借款》以關稅作擔保，在形成過程中，左宗棠在上海關稅務司費士萊(G．H．Fitz．Roy)拒不簽署作梗下，經奏准清廷轉令總理衙門通知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Hart)，轉給上海稅務司照常簽署。赫德旋以他職司管理關稅，在發給各口稅務司『通札』：地方當局向外國商人與銀行借款『非經本總稅務司批准』，各關稅務司拒絕簽署任何期票，或提供任何性質的幫助；諭旨批准一筆借款，如果沒有總稅務司的准札，各稅務司就得十分明確地拒絕證明任何抵押品的效力；從而被其僭奪了決定准否借款的部分大權。④
1875年前後十年間，國內先進士子如馬建忠、薛福成等人，或作為公民著書立說，或受聘為高官幕賓提供政策建議，在詳引歐美事例之餘，力主借用外債。他們雖不排除為籌餉而借外債，更強調用借款來促進國內生產事業，特別是建設基礎設施如鐵路等等。他們認為若能如此，『陽為借債之名，實屬用洋人之本』，『謀華民之利』；『術雖補苴』，只要『參酌得中』，乃『氣數轉移之機』、『國家振興之兆』。⑤這些言論和主張，對化解舉借外債為與『國體有關』的陳腐觀念，既起着積極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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