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也使清政府初步認識到對外債應積極地對待．其功用並非限於緩解一時財政之急，更可利用之促進生產、增加國富．福建巡撫丁日昌為促進台灣地區的開發，把借洋債设鐵路列作要政之一，與麗如銀行作了洽商，可以說是一次實踐；但陳舊意識並非一朝一夕能解決，此所以同時又出現『户部总署皆以不借洋債為然』的動態。丁氏借款的失敗倒並非由於『不然論』的阻撓而是『麗如』索利過高，給以拒絕。但潮流所向，這次雖未借成，不久，清政府准許為支持招商局、為建設鐵路……，都通過借債方式以利用外資的。 但是，清政府雖有借外債以興利的決策，日後在外力的干预下總難以悉如已意地贯徹實施。
經過辛亥革命，民國的北洋政府對外債在最初幾年沿襲清王朝的政策行事，也同被外力粉碎無遺之後，它再無明確的政策，如果通過其行為所表现並被當年財政當局所說的是：『仰外債以度歲月』。國家機器須時時仰外債以資潤滑才能運轉的危境，且日益深化惡化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结束時的前後十餘年間，終落到總統府、國務院的[度日之資]，都有待借款；各派軍閥又需索軍費『貪而無饜』，陷財政當局一當『逢年過節，便難以度日』的局面，⑥只得沿門求乞似的向京津外資銀行乞求貸款墊款等等。 正有如時論所抨擊，北洋政府對外債無政策只是有奶即是娘和『敗家子』借款方式。⑦
還在1924年，中國國民黨在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政綱中關於外債，針對時弊，鄭重聲明：『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僭竊之北京政府，其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幸福，乃為維持軍閥之地位，使得行使贿買，侵吞盜用此借款，中國人民不負償還之責。其它的既成外債，則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⑧同時，确定了政策原則，外債作為引進外資的一種方式，決定利用以促進國家經济的發展。
1927年國民黨掌權執政，在其幾次召開的代表大會和其它會議上，一再重申如上所述政綱的精神。國民政府於爾後幾年裏進一步轉化為具體政策。並付諸實施；直至日本對我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中止進行；轉行決策以增强反侵略的戰力，兼求得到政治的道義的聲援，以多交友，少树敌为方针多方尋求國際貸款，诸行动。
二
資本主義列強既以暴力把中國作為它們的一個最後新市場，來華貿易的商人除從事其貿易的本業，出於穩定深化市場的動機，準備着隨時做些其它甚麼。太平天國勢力逼近上海，该地洋商即向地方當局表示，願墊支款項以『濟餉需』；其它口岸也有類似行動。在華的外籍公職人員或外籍的中國公職人員則與之配合。如左宗棠奉命『西征』，擬向外商借款，英國駐福州領事通告英僑注意這個機會，閩海關法籍稅務司且逕以『助餉』為名，向左宗棠兜攬貸款。
中國動亂局勢行將平定，有遠程前來中國謀求貸款利益的。1869年，曾首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H．N．Lay)就是一個。順便指出，他活動未成後轉往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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