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当企业发行债务时，经理有机会进行资产的替代，可能把企业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股东。Jensen和Meckling(1976)以及Smith和Warner(1979)、 Green(1984)认为这样的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来减小。另一方面，Myers(1977)论证：如果企业发行短期债务，而不发行长期债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短期债务和成长性正相关。Hall、 Hutchinson和Michaelas(2000)通过研究3000个中小规模的英国公司，也证实了这个观点。而许多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Jensen(1986)和Stulz(1990)认为，如果企业缺乏投资机会，股东可能会要求加大负债以使经理人员受到债权人更多监督，来降低代理成本。另外，债务也存在代理成本，使负债和成长性负相关。许多实证研究得出与此一致的结果，例如Kim和Sorensen(1986)、 Smith和Watts(1992)、 Wald(1999)、 Rajian和Zingales(1995)。而他们所选用的成长性的指标并不相同：Wald(1999)用销售收入增长率5年的平均值，Titman和Wessels(1988)用投资额和总资产的比值、以及研发费用和销售收入的比值来代替成长性。
5.资产担保价值
Galai和Masulis(1976)，首先研究得出资产担保价值和企业杠杆正相关。Jensen和Meckling(1976) 、 Myers(1977)认为：如果企业的不动产高，则这些资产可以用来抵押，减小债权人的风险，因此具有较高可抵押资产的企业可能有较高的负债水平。Scott(1977)坚持，当发行保险债务时，财富将从不保险的债权人转移到保险的债权人手中。Myers和Majluf(1984)认为，企业举借有形财产担保的债务可以降低债权人由于信息劣势而可能导致的信用风险，因而可以降低其筹资成本。固定资产和存货通常被视为可抵押资产，所以与企业负债比率正相关；而专利技术、商誉等无形资产通常被视为不可抵押资产，所以与企业负债比率负相关。但是，起码有两条原因使得这种关系变得不确定：其一，无形资产比重过大会增加企业资产的可塑性，即使得经理人员可以更随意地支配企业资产，并且也使得债权人的监控变得更加困难。当可塑性与高监督成本结合起来时，就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而Grossman和Hart(1982)，认为高负债造成的破产威胁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因此如果企业可担保财产较少，则其利益相关者会要求企业加大财务杠杆。其二，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较多的无形资产投入意味着企业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所以较多的无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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